但是到了盛唐，情况却发生了改变。
长期的和平与日积月累，让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，已经到了统治者不能忽视的地步。
简而言之，社会整体层面的粮食已经有富余，可以养出相对规模较大的工商业了。
无农不稳，无工不富，无商不兴，这本是社会向上发展的关键时期。
这时候，用农业社会的模式，来计算经济产出的办法已经不灵了。
国家用收农业税的办法，解决不了新出现的商品经济问题。
大唐无论是货币，还是税收，都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模式的改变。
举例而言：洛阳城内织造的绢帛，质地优良者，或许一匹布就可以换一头牛，或者几石粮食。
而织造它们的人，都是“无产者”
，没有被束缚在田亩之中，也无法衡量他们产出多少米粮。
因为这时候价格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扭曲，官府对这些经济现象失去了掌控。
甚至无法正确认识！
应该怎样引导这些手工业作坊，应该怎么收税，怎么管理，怎么平衡这些手工业与商业等“副业”
，与农耕的关系？
城市化造成了治理成本的极大增加，官员数量夜因此急剧膨胀。
而税收的落后，却又让增加的重担几乎全部转嫁到了农业人口上。
就算没有土地兼并，社会也会一步步消沉下去，无非是进度条慢一些罢了。
这些问题是关联的，复杂的，隐藏深入的。
方重勇记得，他前世那个年代，国家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。
换到大唐这边，就是租庸调已经被完全取消。
要是让这一世的人知道农业税已经取消，他们会简直不敢想象那是怎样一个世界。
这就是发展模式的区别，类比于从二维跳转到三维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，不是加几倍或者加多少的问题。
思路换了，治理方式就必须跟着换。
而封建时代的发展方向，便是土地私有化，国家从田亩中收不上来多少税，然后只能变着法子被动从工商业中获取税收。
在商品经济模式下，种田也是一种生意，有回报率，需要国家调控。
又因为工商业也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，因此工商业也是私有化的。
这些人现在是大唐权贵，将来是地主士绅，他们依旧是想办法掌控经济命脉。
如果一场比赛裁判也下场比赛了，那么其他人就不可能赢。
饶是如此，权贵和换了皮的权贵们，依旧会掏空国家。
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，规避经济发展的代价，并将代价转嫁给底层百姓和国家机器。
无论是扑买制度横行的两宋，还是后面朝令夕改的大元，又或者财政破产的大明，体制僵化到极致稳定的大清，最后都是国家财政破产在前，国家倾覆紧随其后，最终难逃改朝换代的厄运。
清末的盐税，总计为2400万两，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2%左右，这已经是清代最低的比例。
正因为官府收不上来商税，才畸形的以盐税为突破口，将其他税赋转嫁在其中。
这实际上也是无法解决商品经济问题，而不得已采用的歪招。
方重勇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，他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已经预定好的道路上。
这种感觉，跟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少年后要死，连死法都定下来差不多。
全是一眼望到头的索然无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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